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提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并且进一步阐述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郑延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我国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必然要求我们及时更新和转变发展理念，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升发展质量，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形成的，要解决的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关于我国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推动五大发展理念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相互促进、一体推进和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决不能因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而影响整体发展进程。同时，要坚持重点论，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详情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关键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李旭章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未来5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搞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遵循。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不能过度依赖短期刺激政策，需要在中长期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把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架构在内部供需基本平衡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逐步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应当建立在报酬提高驱动的内需上，尤其注重扩大全面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要减少对出口或边际效益递减的投资的依赖。具体来看，第一，要完善分配制度，努力增加百姓收入；第二，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支持就业；第三，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第四，要处理好中长期与短期扩大内需的关系；第五，要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扩大内需；第六，要将扩大内需与稳定和扩大外需相结合。详情
以“三个着力”为重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土地经济研究室主任郜亮亮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新、更迫切、更具体的要求——“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此，我们要深刻把握和积极落实。首先，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是发展“质量层面”的典型特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要从过去主要看增长速度有多快转变为主要看质量和效益有多好；要推动发展动力变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尽快实现经济增长“三个转变”。其次，更高韧性和安全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一方面，要强优势。对那些在国际上具有领先地位的优势产业巩固提升，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以提升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始终保持主动地位。另一方面，要补短板。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增加供应渠道，尽快找到替代来源，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最后，发展的协调性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重要的评判标准。必须着重解决城乡区域不协调问题，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通过继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两方面，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详情
坚持以法治引领和促进高质量发展。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法治以其特有的方式标志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与阶段，为新的社会系统确立相应的规范与制度基础，从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新需求与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领域的基本矛盾，坚持法治高质量发展业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抉择。“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要以立法高质量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看，以高质量法治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扎实推进法治高质量发展。其次，要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最后，要继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为推动法治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详情
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表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历经百年探索与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人民生活日益殷实，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必须清醒看到，当前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具体来看，新时代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详情
（光明网记者刘梦甜整理）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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